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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沈德潜
    诗词全集
  • 沈德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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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沈德潜(1673~1769 )字确士,号归愚,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,清代诗人。干隆元年(1736)荐举博学鸿词科,干隆四年(1739)成进士,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为叶燮门人,论诗主格调,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。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,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。所着有《沈归愚诗文全集》。又选有《古诗源》、《唐诗别裁》、《明诗别裁》、《清诗别裁》等,流传颇广。

  • 生平


    早年家贫
      沈德潜早年家贫,从23岁起继承父业,以授徒教馆为生,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。尽管处境并不如意,但他并未弃学,在奔波生活之余,勤奋读书,十六岁前已通读《左传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尉缭子》等书。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,不久即以诗文名世,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,所谓“不止得皮、得骨,直已得髓”,其自负可见一斑。
    仕途
     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,但就是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,竟然科举屡不中,康熙三十三年(1694)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,40年间屡试落第。在雍正十二年(1734)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,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。四十岁所作《寓中遇母难日》中自表:“真觉光阴如过客,可堪四十竟无闻,中宵孤馆听残雨,远道佳人合暮云。”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。从22岁参加乡试起,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,最终在干隆四年(1739)才中进士,时年六十七岁,从此跻身官宦,备享干隆荣宠,干隆七年(1742),授翰林院编修。次年迁左中允。累迁侍读、左庶子、侍讲学士,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干隆十二年(1747),命在尚书房行走,又擢礼部侍郎。干隆十三年(1748),充会试副考官,以原衔食俸。干隆十六年(1751),加礼部尚书衔。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,干隆给三代封典,并赐诗,其中有句云:“我爱沈德潜,淳风挹古福。”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:“帝爱沈潜德,我羡归愚归。”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“德潜”、号“归愚”,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。他70岁时,干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,他博古通今,对答如流,干隆大为赏识,称之为江南老名士;并对大臣们说:“我和沈德潜的友谊,是从诗开始的,也以诗终。”后干隆又为他的《归愚诗文钞》写了序言,并赐“御制诗”几十首与他。在诗中将他比作李(白)、杜(甫)、高(启)、王(士祯)。沈德潜77岁辞官归里,屋居木渎山塘街,着书作述,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,以诗文启迪后生,颇得赞誉。后获特许,在苏州建生祠,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。 干隆三十四年(1769),沈德潜去世,终年97岁。追封太子太师,赐谥文悫,入贤良祠祭祀。干隆还为其写了挽诗,以钱(陈群)沈二人并称“东南二老”,极一时之荣。
    化为泡影
      干隆四十三年(1778),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。已故举人徐述夔所着《一柱楼集》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,引起一场文字狱,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。干隆大怒之下,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、罢祠、削封、仆碑,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。
  • 之死


    九老之首
      沈德潜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,活到九十七岁,而且位极人臣,官拜太子太傅,虽说是个名誉衔,但在清朝,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。沈德潜活得长,但发迹却很晚,考上进士,点翰林那年,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。不过,科场蹭蹬的沈德潜,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,诗做得好。入翰林后,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,由于干隆的看重,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,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,挂上了“上行走”的头衔,从此一路畅通,翻着跟头升了上去。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之前,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。如此好运的沈德潜,唯一的凭借,就是一手好诗,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。因此,有人认为,沈德潜其实是干隆的枪手,干隆的诗,实际上是沈的手笔。不过,看过一些干隆御制诗之后,沈给干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,清史稿也说,他曾为干隆校正《御制诗集》。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,因为干隆的诗实在太差,有的像张打油,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,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。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,十几年伴君伴虎,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,如临深渊,没有透露半点“给皇帝改文章”的得意,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,功名利禄,死了之后谥美号,立祠堂祭祀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,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,但后来还是出事了。出事的原因,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,但虚荣心却并没用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,无论如何,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,当时不敢说,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,因此,沈在自己的遗稿中,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。不想,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,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,沈德潜死后,干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,骗来了沈的遗稿,这下老名士的馅儿露了。皇帝被气了个半死,公开发做不方便,找了一个茬,“夺德潜赠官,罢祠削谥,仆其墓碑”,就差掘坟鞭尸了。这个茬,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,有“夺朱非正色,异种也称王”之句,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“本朝”的悖逆言论。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,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,有关碍文字。
    名节未保
      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,骸骨都不得安宁,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,还是跟那倒霉的诗有关。用干隆的话来说,就是,“朕于德潜,以诗始,以诗终。”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,互相较劲的结果,最终,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,而皇帝则丢了人。其实呢,写诗,从手民之误,鱼鲁亥猪,到平仄不协,压错了韵脚,找人修改,本是寻常之事。然而,这种百姓的平常事,到了皇帝那里,就一定有麻烦,因为皇帝是圣上,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,有了错,需要改,也得悄悄地进行,假装从来没改过。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,坚持捧臭脚到底。比如干隆给灵隐寺题字,把个灵字(繁体)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,下面不够写了,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。
  • 文学主张


     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,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,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。他论诗的宗旨,主要见于所着《说诗晬语》和他所编的《古诗源》、《唐诗别裁集》、《明诗别裁集》、《国朝诗别裁集》(后名《清诗别裁集》)等书的序和凡例。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,《说诗晬语》开头就说:“诗之为道,可以理性情,善伦物,感鬼神,设教邦国,应对诸侯,用如此其重也。”同时提倡“温柔敦厚,斯为极则”(《说诗晬语》卷上),鼓吹儒家传统“诗教”。
      在艺术风格上,他讲究“格调”,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“格调说”。所谓“格调”,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、声调,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、富于变化的美感。其说本于明代七子,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、竟陵,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。 他的所谓“格”,是“不能竟越三唐之格”(《说诗晬语》卷上),“诗至有唐,菁华极盛,体制大备”,而“宋元流于卑靡”(《唐诗别裁集·凡例》)实质上与明代前、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。所谓“调”,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,他说:“诗以声为用者也,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。读者静气按节,密咏恬吟,觉前人声中难写、响外别传之妙,一齐俱出。朱子云:‘讽咏以昌之,涵濡以体之。’真得读诗趣味。”
     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。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,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、合于“温柔敦厚”的“诗教”。其《说诗晬语》第一节就说:“诗之为道,可以理性情,善伦物,感鬼神,设教邦国,应对诸侯,用如此其重也。”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。他也讲“其言有物”和“原本性情”,却提出必须是“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,方为可存”,如果“动作温柔乡语”,则“最足害人心术,一概不存”(见《国朝诗别裁集·凡例》)。所以,按“诗教”的标准衡量,唐诗已经不行了。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,还须“仰溯风雅,诗道始尊”(《说诗晬语》)。因而沈氏的论调,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,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,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。在诗歌的风格上,沈德潜把“温柔敦厚”的原则和“蕴藉”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,主张中正平和、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。 又说:“乐府之妙,全在繁音促节,其来于于,其去徐徐,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,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。”
  • 文学创作


     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,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。《制府来》、《晓经平江路》、《后凿冰行》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。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,如《观刈稻了有述》,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,民生涂炭的情景:“今夏江北旱,千里成焦土。荑稗不结实,村落虚烟火。天都遭大水,裂土腾长蛟。井邑半湮没,云何应征徭?”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:“吾生营衣食,而要贵知足。苟免馁与寒,过此奚所欲。”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。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《吴山怀古》、《月夜渡江》、《夏日述感》等,尚清新可诵,有一定功力。
      沈德潜的着作,除上述各选本外,有《沈归愚诗文全集》(干隆刻本),包括自订《年谱》 1卷、《归愚诗钞》14卷、《归愚诗钞馀集》 6卷、《竹啸轩诗钞》18卷、《矢音集》4卷、《黄山游草》1卷、《归愚文钞》12卷、《归愚文续》12卷、《说诗晬语 》 2卷、《浙江省通志图说》1卷、《南巡诗》1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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